陈瑜生其实也见过周伟良纠缠江素萍，所以他在愤恨之下，就想要废掉周伟良；汤山对周伟良起了杀心，却不仅仅是因为对方纠缠女神江素萍，还有别的更大的理由。
简单而言，汤山左腿的缺陷，是周伟良直接造成的。这事发生在十年之前，得从东城良哥的早年经历说起。
没人能说得清周伟良的家庭背景。
一说他出生官宦世家，算是个官三代或者官四代；另一说是其父只不过枫林镇一个生意人，早年赚了点钱，因为出手大方，混迹于各种官方场合，得以抛头露脸。
从周伟良的言行看来，这些传说，似乎都不怎么靠谱。
比较准确可靠的履历是，高中毕业后，周伟良当过三年兵，转业后又在街头晃荡了一年，然后不知通过什么关系，被分配到了一个偏远的农村小学做老师。
那个偏远的山村就在南华山脚下，故名南华村，离枫林镇二十里；而那座以祠堂作为校舍教室的小学，称作华光小学。
这些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名和校名，没有历史，没有未来，注定被人遗忘，你也不需要去刻意记住它们。
值得注意的只有一点：我们的主角汤山，就出生于南华村，小时候就读过华光小学。
农村小学各方面条件极差，就不展开详细叙述了，毕竟这里不是忆苦思甜大会。简单说说学校的规模。
学生不满百，分布在六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平均每班不到二十人。教职工人员，校长加后勤，连厨房伙夫都计算在内，一共十二人。
其中，只有校长一个是正式职工，其它的，后勤叫作临时工，老师都是代课的。所谓的代课老师，基本上初中没毕业。学生不懂的知识，老师们大多也不太懂。
周伟良来到这个小学，成为除校长之外的另一个正式职工。而且是除校长之外，学历最高的一个老师。校长欣喜若狂，一听说他上过高中，便让他教二年级语文。
为什么偏偏是二年级？因为这一年的二年级一班整整有三十多人。留级和升级的聚在一起，学生之间的年龄差距，少说也有五年。
校长算是对周伟良青眼有加。但这一青睐，害苦了三十多个学生。
许多年后，有人总结过周伟良教书育人的特点。
周老师教书的第一大特色是，不懂拼音字母。啊波吃得，到了周伟良嘴上，成了英语里的ABCD。
其它如双韵母，复韵母，以及整体认读音节之类，学生们看着晕，周老师看着更晕。学校条件差，连个收音机都没有，更谈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了，所以，大家晕成一团，也没别的办法。
一旦有生字需要靠拼音认读，周老师写倒是写出来了，但拿着教鞭指着黑板，就此闷住，很久说不出话，最后他急中生智，忽然摸摸小腹，叹道：
“日你妹妹的，我要上个厕所，你们自己读一下。”
他扔下教鞭走了。留下整班的学生坐着发呆。有时一呆能呆到下课铃声响起。
通常来说，学生不认识的字，周老师多数也不认识，理直气壮让人查字典。查完，学生自己能拼出来的，算你幸运；学生自己拼不出来的，也不敢去问他，因为尊敬的周老师会对人吐唾沫，吐完还会破口大骂：
“日你妈，让你查字典，还来问，你个瓜娃子是不是猪脑袋，嗯？”
一帮农村孩子听着此语，虽然不太懂，倒也明白不是什么好话；其次还能明白的是，老师说的不是本地语言。
有曾经出外打过工的村里人解释，周老师气急了时说的是四川话。
只不过，枫林镇离四川好几千里路，为何周老师气急之下舍弃自己的方言，而脱口飙出四川粗话？难道仅仅是为了表明他的渊博？这点实在很令人费解。
后来又有人考证，周老师之所以四川话说得那么顺溜，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他当兵地点在四川；二是当兵虽不在四川，但他与几个四川战友成了形影不离的哥们。
总而言之是，周伟良当兵时，天天嘴里“日”来“日”去，后来为人师表，仍然“日”兴不衰，学生们上八代下八代，每天要被他“日”上好几遍。
偶尔冒出来的词语，比如“瓜娃子”、“锤子”之类，学生们不懂，只能眨巴眼睛，一脸诚心学习的模样。
周伟良教书的第二大特色是，解读课文全用本地方言。
这点也很让人费解，气急了骂四川粗话，正经读课文又回归本地方言。四川本地轮流转，偏偏没普通话什么事。
关键是，他用方言读课文也是不伦不类。比如书上的“汽车、火车”，在他的引导下，孩子们从教室窗口传出来的读书声是：
“汽军，火军。”
田间乡下人不识字，听了基本没反应。倒是校长急急忙忙走到教室门口，大声责问：
“不是汽车和火车吗？怎么成汽军和火军了？那是什么军队？”
周老师先是怪校长莽撞，打断了他的教学工作；接着又鄙夷校长没见识，很不客气的答曰：
“日你妹妹的，你没下过象棋？没听说过车（ju）马炮？”
辩解得还挺有道理。因为在枫林镇的方言里，很少鼻音，象棋里的“车（ju）”，读起来确实跟“军（jun）”一模一样。
校长张张嘴，还想说点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只好摇摇头走了。
其实，校长不知道的是，能将“车”读成“军”，还算好的，起码能读出声，而且有据可查。更糟糕的情况是，即便用方言，周老师仍然有很多字读不出来，全靠舌头一卷蒙混过去。
往往是周老师一篇文章朗读下来，学生们全都目瞪口呆，没听懂一个字。
这时教室里安静到听得清纸片落地的声音，周老师则对大家的朽木不可雕怒不可遏，将书一扔：
“日你妈，碰上一群呆头呆脑的瓜娃子，算我倒了八辈子霉。”
他不知道的是，学生们碰上他这么一个语文老师，才真的倒了八辈子的霉。
周伟良教书的第三大特色，是打人。
在课堂上，如果他只是日你上下八代，算是幸运的，说明他今天心情很好，有可能在赌桌上赢了钱，或者在村里泡了个妞。
更多的时候，学生们若提出质疑，或稍有坐姿不当，周老师一巴掌过去，脸上留下五个手指印算是最轻的，通常都是鼻孔和嘴角鲜血直流。打完后还要先声夺人：
“日你爸，放学后让你妈来见我。”
学生们都清楚，周老师平常虽然读不通文章，但张嘴说话并没什么障碍，舌头的运转甚至相当灵活，尤其是日人上下八代时，前后左右翻飞，连四川腔都能模仿得维妙维肖。
由此大家便知道，这一刻的周老师是真生气了，否则不会将该日谁、该见谁的顺序说乱，他又不是当下时髦的“搞基人”，日人家爸爸干什么？可见已经语无伦次了。
以上三大特色，学生们都能忍受。即便是挨打也没什么，农村娃皮粗肉糙，只要不伤筋动骨，鼻青脸肿回家就说摔了或碰了，过个几天完好如初，也没哪个家长会在意。
况且，农村学校本来就没有良师生存的土壤，倒是培育得打手如云。打人的老师，周伟良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不是最凶残的一个，当然也不是最手软的一个。
惟有最后一项特色让学生们叫苦连天：罚钱。
以周老师教学的方式方法，效果可想而知，据后来学校解密的文件看，第一个学期的期末考试，语文只有一个学生勉强及格，61分。
平常的单元测验之类就更是一塌糊涂，大多数时候全军覆没，全班平均分20上下。
可是，周老师又偏偏喜欢给学生测验，人家都是一月一次，他半月一次。有时还来个突击检测。根本不嫌批改试卷是项繁难的工作。
顺便说一句，那位期末考试惟一及格的学生，名叫汤山。周老师自始至终没记住这个人。
为什么周老师对考试乐此不疲？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面对面讲课对他而言是个高难度动作，普通话说不标准，只能以半吊子的四川粗话唬人；而且课本上的字很多不认识，经常靠蒙混过关，总觉得在学生面前气短三分。
只有考试最简单，往学生面前一站就行了。他没有知识，但有气场。
第二个原因是关键的：给学生考试，能给他带来营业外收入。
周老师明文规定：凡考试不及格者，按所缺分数罚款，一分一元，在考试分数公布之日的第二天放学之前上交，不得有误。王子与庶民同此一理。
交不上钱的，吐一脸口唾沫，暴打一顿，轰出教室。顺便日遍祖宗十八代，最后还要见家长。
当时的农村家庭，绝大多数经济条件不太宽裕，学生娃身上基本没什么零花钱，偶尔罚个一块两块，勉强能对付。
可班上大多数学子，每次只能勉强考到二十几分，隔半个月便要上交三十几块，就不是勉强能对付得了。
那一年，首先是村子里每个角落的铁器东西都被孩子拿去卖掉了，就像回到了几十年前的大炼钢铁时代。
接着是，村子里偷盗之事频繁发生。当年全县最轰动的一个案件是，几个小学二年级的孩子，从后山上牵着一头牛，走过二十里山路，在枫林镇沿街叫卖。
除了工资，周老师每月还可以额外收入几百甚至上千块，他心安理得地用来改善自己的辛苦教书生活。
如果不出意外，他很可能在此地待上很多年。因为他渐渐觉得这种生活也不错，除了课堂上有点苦闷，其它方面一切都好，乡下空气清新，手头上也比绝大多数身边人富足。
而且他在学校基本上一言九鼎，甚至连校长都不敢违背他的意愿。他沉醉于这种感觉。
当然了，那时的周伟良才二十岁出头，还是个单纯的年轻人，把世事想得太过简单了些。
他的教师生涯并没满一年。并非他不想干下去，而是他不敢再干下去了。
因为他发现，山村老师，如果干得不好，其实也是个风险相当高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