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礼》未成的原因在方方面面不能尽谈，但可以很肯定的说，这本书在近代写成且已经光照华夏——就是那本与南国代表色赤红相近的火红旗帜宣言！他飘扬过海而来，基于人性正向内涵、与东方真正起于底层的草根墨家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激烈着当时热爱人民和劳苦大众的广大有志之士加入到轰轰烈烈的反帝反殖运动中来，一如亚非拉地区广大民众那样曾经的奋起反击一样。
至于后事：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收入，会……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当丑陋的儒家学说名义上假借民众的名义将自己包装成世间最美好的存在而裹挟一切力量，实现本门学说霸权的时候，东方古老世界中曾经能真正与之相抗衡的墨家和杨朱等学说便被迫消沉了。儒家学说的下沉极限是士大夫；法家则为基层官吏；墨家才是真正最接近那平民百姓利益存在的存在——因为诡辩邪恶而企图利用民众达成个人功名富贵的儒家门生窃取正义、装作《周礼》仪范‘唯一’、‘正统’的继承者，所以借助传播虚浮不实的礼仪的名义蛊惑民众！抢走本该属于墨家的草根拥簇者——手段不外乎美其名曰利益上一体均沾，而墨家显然不主张民众占有他们财物，致使在关东的墨家子弟沦为工商业大户供养起来、反战反兼并的鼓吹号角，力图维护人民最基本的生命存续。这样的现象怎能不令人痛心呢？
越是底层，越对利益有贪婪的占有欲望。但处在世俗社会中，从来没人告诉过他们，没有燥烈的争夺心才能根本上杜绝人间苦难，伪装成礼仪的形势来固定化利益分配体系，最后当然会引发末层级的生存挣扎而不得解脱。那些在台上装模做样的食利者，饱腹过度的时间太久了。
国家层面的兼并兴起是基于私田制兴起的，世卿贵族地位不断下降，大量后裔落入民间，自然不甘心落寞余生，所以会参加到将学说继续整理使其能够符合基层民生的历史潮流中去。当一国内的知识分子缺乏基本生活供养时，当然要奋力自谋生计。春秋有逃难异国的大夫，而战国则有周游列国游士，前者被迫离家去国，后者则因为根本没有家门可言——穷门小户受到各种外力而奔溃的情况数不胜数，怎么能让士人认可为‘家’呢？家，士的家，可是要遮蔽小吏所兴起‘风雨’的！
这就是‘兼爱’的来源，彼有兼并，我则兼爱！
至于‘非攻’，此事则要追踪到宋襄公时代败给楚师的那场泓水之战——说道车战与征服，宋襄公身为子姓微子启后裔，一定要正规作战吗？这和腐朽无关，春秋时代的国君能活到白发的，个个都不是善茬。之所以允许楚师渡河，原因很简单：在北土晋、齐两国周室重要桩脚的眼皮下争霸，本身需要周朝正统各邦为其信用背书，这样才能在周朝霸权下以辅佐周王室的名义扩张自己这前朝后裔的国家力量，不然连最基本的对附近国家和领地的兼并战争都有受周王室下令责难的可能，齐侯可是有周公‘五侯九伯汝实征之’的传统开战权力呢。作战礼仪？这玩意儿只有楚王国这等新兴霸权国家配得上自己容忍：通过对新兴霸权国家合乎周礼的击败，这样才能获取巩卫周王室最力的天子认可，后面宋国对东南地区的征讨权力才能被天子给予——允许楚师渡河，全军对等体力、阵型下战胜对方，才能使周室背后的晋、齐充分忌惮宋国实力，不干涉宋国未来的扩张。可南蛮楚师的战术没有讲究周礼的必要，全军又在背水一战，并不确信宋襄公在战胜后不会趁楚溃兵渡河之机全力追杀，宋师的战败自然也就奠定了。如果宋襄公玩玩退避三舍的道理设定伏击，令楚师上下都有后撤后再度集结的侥幸心理，宋师赢得此战则稳得很。宋襄公何尝没有小心思？泓水在后，周转不利，冒险搏一搏楚师直接冲乱对方阵型，这样名义上的礼让实际并未给对方多少优势，论阳谋，还得看宋襄公。至于决定泓水之战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宋襄公和公孙固都不是顶级的将才，事前又缺乏详细准备，只在楚师渡河时出现后者劝谏宋襄公半渡而击——这次‘约架’到开战，大量的时间为什么没有被充分拿来研讨作战方略，研究各种可能情形？唯有如此才能应对楚国历年开拓四方积累下的精锐雄师。用素质稍次的军队冲击对方因没有后部转圜空间而畏惧被冲垮阵型的强兵，激发出对方死战的决心，开始了同样不敢奢求保持全军阵容下冲击的楚师，则将战术变为局面战场各自为战的近身搏杀，因此宋师在丧失主场有利地形后又失去阵型优势，近身搏斗考量的单兵素质又居劣势，那么失败的概率就很大了。楚王何尝不侥幸？要渡河就得准备好各种被动遭遇战，尤其是被宋师半渡而击，结果预演都没发生，渡河后又发觉本方阵型转圜空间不足，只能期待宋军兵将素质劣于楚国兵将，原本两败俱伤的平手打算都做好了，结果对面的老头这些年真的只是醉心经营‘仁义’人设！疏于国防建设和战备操练，晚上被窝里都要笑醒——虽然没几年后楚国还是遭遇城濮大败，但这件事对宋国来说就有不同意义了。
首先是仲尼在一个多世纪后想起此事，自倨宋裔，所以才会扛起‘仁爱’大旗，期待在坚持‘仁’的情况下恢复‘义’，捡起因为宋襄公失败导致的周朝文化建设奔溃，同时兴起子姓前商的大旗，祸心深重——所以疏于国防建设、拒绝对外争霸的学说内核，直接导致后世用儒家学说的王朝普遍武德不振。
而宋襄公战败后还嘴犟，因腿伤一夜即死，公子目夷还没批评够他，逼迫其在国人面前作检讨，这件事又让宋国内部思想崩乱，陷入长期的内部主张冲突。公子目夷即墨子的远祖，目睹春秋-战国之交的纷争，墨子年轻时是属意儒家学说的，毕竟都是子姓宋裔，没准还能振兴商宋遗德，虽出五服，可自家人不说二话。但后来却发现仲尼的门徒们根本不是什么‘正经人’，所谓的办学不过是沽名钓誉地争取当官，拿洗脑学生、扩大徒子徒孙人数，威压各国统治者，换取自身能在乱世中平平安安成就卿大夫的美梦。所以学说内容相当之迂腐。
墨子不愿追随这种人间蠹虫学说，自立开山，成就了后来的墨家。然则无能通过主动征服别国来构筑太平世界——这样做首先就要成为各国将军，残杀对立国家百姓。所以墨子走上一条在‘坚持构筑理论防线’的道路，同时积极研发各种机械设备，协助城防战与阵地防御战，于军事领域关注力重点集中在在各种形式的防御上。因为高度‘与民为本’的主张，使得商帝纣亡国的原因结合探讨周礼原因，变为更纯粹的为民之说，因此与延续殷商、宋邦遗德的想法渐行渐远。这便是‘非攻’的来历。
儒家和墨家的关系，如果真要论证起来，墨家算得上不与诸儒成派同流合污的‘异端’，反倒有超越仲尼精神境界的成就。
再谈到墨家三分的事。相里氏墨学入秦，之前早有墨家子弟与西河学派一并因当时魏国战略设在攻击关中方向的因由，最终留在收复河西失地的秦孝公国中，引来相里氏。这一派因与法家主张类似，因此大力研制攻城、攻战科技方向的器械供应秦军使用，势力一直昌盛到昭襄王时期才趋于没落——当国力可以碾压单纯的任何一国时，对反对战争烈度与频率增长的学者友好度就要下降了。
相夫氏墨学见名于齐国，即与齐国威宣两代雄主有关，当时的齐国才是全天下最有冠军相的热门选手，一部分入魏的墨家学者在吴起时代即军前效力，与儒家西河学派暗中相争；另一部分不同意见者则在当世的三大强国之齐国方面落脚，力图减少威宣雄主兼并战争的规模，于隔壁鲁儒长期渗透强齐相竞争，反而形成后发优势。再后来随齐国霸权衰落而成为‘重论辩’的口才之学，影响到鲁仲连等一批民间义士，但终究被儒家门生反超，占据了齐地民间思潮潮头。
邓陵氏墨学兴于宋、楚地界的大别山东麓外的南方泽国，一方面因宋国是墨子故乡，另一方面则因吴起入楚有些联系——本来追随吴起的不知名墨家子弟们也随其而去，强化布置了宛城防线：这一铁矿采集与冶炼兴盛的地区作为楚国重点防守边境，国防地位不言而喻。楚国在经历吴起变法后，作为战国前期的当世三大国之一，当然具备强大的游士吸引力。所推崇的重节义轻死生的个人行为，就势与儒家子弟一并受到楚国东迁的封君们招揽，加大了楚国与南阳、江陵一带王畿思想的分化，偏离楚王都的淮水流域就此成为各派思想潮流文化的集散地。而随着魏国丧失西河郡与河东旧核心地带后，魏国在大梁新都里开拓中原地带疆域成为必然，邓陵派开始与门客文化相互有机结合，在河南江北的广大地区内成为大权臣与地方官僚维护自身产业拓殖利益的灰色地带维护者，俗称摆平争端的‘打手’，弥补了地方法治管辖的不足、甚至侵蚀法制根基——这也是刘邦好游侠者响应关东大起义的个人思想动力来源。儒生？咸阳学宫就是嬴政初期为百家学说人士服务国家所建，一时风头与稷下无二，儒生博士们在里面影响力巨大，勾结着关东的下层门生，力图在燕地、齐地、楚地边远地带施行封邦建国，早期得意得很呢~指望他们儒生反秦，天下反秦的热血男儿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他们犬儒事嬴政博取功名富贵的跪舔历史？这种墙头草也配加入各国起义军？啐。刘邦尿儒生帽子有什么好奇怪的，是个起义将领都会这样做。可惜这件事被后来的儒家大拿们拿来自我掩饰其‘犬儒事秦’的黑历史，非要把那些被嬴政坑杀的方术士主力换成儒生为主，借以分开本门学说与嬴政的关系，迷惑后世人。偏偏后世被洗脑的脑之残特别多，真的信这套——如果真是这样，那些儒生怎么可能事前长期聚集生活在咸阳秦都呢？？？？？？鬼都不信你们犬儒受到了压迫！
所谓儒家，不过是一门做官的‘学问’，意在‘分饼’，对做大蛋糕建树甚少。荼毒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直到现代，还有吊丝力图得到不属于自己的权力，拒绝加入做大蛋糕的光明队伍中。火红色的西墨影响下的《楚礼》如今已有褪色迹象，每一个真正能够保持正直良知的人，都会作出拒绝曲解《周礼》二度开花儒家的正义抉择！
未来会是信仰与良知的炼金时代——要相信墨学会借助新的载体重绽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