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声音还是那么讨厌！当年的手下败将都成了将军。哪次见面他都显摆显摆，哪壶不开提哪壶，真是讨厌。
是啊，我怎么就错过了将军呐？怎么错过的？
离休那年是六十五岁，正师级？嗯，军区军械厂是副师级单位，是副师级，我是抗日干部按师级待遇离休，军龄52年。对，军龄算错了，明明规定“参加革命工作”就算，我儿童团团长哪两年没给算！待遇不待遇没什么，少算了对革命的贡献这得和组织说说清楚。
也就是政治部的那个老家伙太没有水平，蛮不讲理。“你十三岁就是团长了，五十五才到副师，说明你对革命贡献太小，给革命的贡献还没有吃组织的多，多算两年也是算你多吃组织两年。”
听听多不讲理？气得自己指着他鼻子大吼：“以后别来我家蹭酒……”。
我怎么就多吃组织的了，十年厂长，响应“军队为经济建设服务”，我带着全厂职工积极承接民品加工，开发压力锅啊、滑板啊……。哼哼，一边照顾精神失常的妻子，一边开拓市场，年年都是上缴军区利润第一，怎么就贡献小了？
照顾精神失常的妻子三年，还是没有照顾好，失去了她。那年我成了右派，妻子是归国华侨有海外关系。抓走妻子那年，小女才三岁……，再见时，妻子已经疯了一年了。一想就痛心，还是想想愉快的吧——是怎么认识妻子？对，在军区总医院。
妻子是军医，技术很好，记得她说，她父母是马来西亚华侨，父亲叫张阿水，一个南方很土气的、叫这个名字的人很多。
那时，她是我的主治医生。叫张胜男，她自己起的，名字霸道，人漂亮！一见她就觉得自己的心啊，不争气地怦怦乱跳，自己住院三个月就好了，为了她，硬是又赖了一个月才出院的。还是邀请她看了一次歌剧《白毛女》，才有机会握住了她的手，握住了就没有再松开过！那年我32了，她30岁，我觉得她就是为了等我。
那些年啊，如果世间有神仙，我过得就是神仙般的日子，把自己的心，美的好像总是在飘着！哈哈，指甲再也没有过黑泥，她都是用针一点一点剔掉了，就是每一次剔泥都觉得她在考验我的革命意志。不会做饭？小事，咱会！不会缝衣服，小事，咱也会……。
简简单单结了婚、成了家，简简单单上班、下班，简简单单有了第一个孩子、第二个、第三个。快乐的日子过得总是那么快！人生有这样一段，断条腿也值得！
嗯！还真是断条腿才住院的。
刚刚从军事学校毕业，提拔到军区参谋部，最年轻的侦察参谋啊！大演习的时候，救了一把战友，就把腿弄断了，还是粉碎性的。无奈离开作战部队，转去军械厂，断了条腿也断了将军梦啊。
救的就是哪个后来当了将军都忘不了显摆的、讨厌的家伙。政治部的老家伙说的真对，组织对我真是深厚，三年的军校培养白费了。
要说还有原因，就是战功太少了。
53年，自己好不容易轮到出国作战。只听了一次炮响，就停战了！白去了！就看对面的美国兵帽子扔了，衣服也扔了，有的枪都扔了。
有个家伙拎着啤酒就跑过来了，当时我是这个阵地的最大干部——排长，硬着头皮前去交涉。听着他半天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汉字真累，后来才搞清楚这个满头金发的家伙叫赖恩，是他们营唯一会汉语的，志愿军的翻译也少，双方就默许我们两个沟通交往。
我跟他学英语，他跟我学汉语。这个叫“赖”的家伙总是吹嘘有线，家里有大农场、还开了工厂，哪次跑过来都背着罐头、糖果、啤酒什么的……，嘿嘿，革命军人还怕这个？糖衣吃了炮弹打回去！
他总是吹嘘他自己是什么省大学毕业的，多么多么聪明。人模狗样的，长得比我稍稍好看一点。比我可笨多了，一年半之后，他退役的时候，我都能够和他用英语对话了，他汉语学得一个字都“赖”不出来了，还冤枉我不会当老师。走的时候，很认真地写了地址，邀请我去家里做客云云。咱决不能上美帝的当，扭头就把纸条扔了！
解放战争的时候，给老领导当通讯员，别说战功了，一枪都没有放过，跑来跑去的都也没跑出师部范围20里地去。老领导对我亦兄亦父，天高地厚的。大家都叫他李参谋长，我随着大家叫。
我见到李参谋长那年，应该是40年吧。
一个晋西北的小山村，好像叫草沟什么的。一共也没有十户人家，除了几个参加八路军游击队的，就剩四十几个人。别人都姓何，只有我家姓李，我和母亲一起过活。从记事起，就没有见过父亲，母亲不肯说，别人说不清，后来放哨都忙不过来，也懒得问了。
全村两个“长”，一个是民兵队长何大叔，一个是我了，儿童团长。他有三个兵，我有六个。民兵有两支老洋炮，一把砍刀；儿童团，只有一支儿童团长的“专用”红缨枪。
小山村在半山腰，背靠大山，西面前出一里有个土包，站在土包一眼就望见山底河水，从山底看不到小山村。土包就是我放哨的岗位，放个木杆当消息树。看到鬼子，都来得及上山，往山林一钻就行。鬼子也很少来这边，大多从山底路过，也没见过那个鬼子往小山村看一眼。
这一年的夏天，地里的庄稼都比人高了。放哨，到了中午就要回家了吃饭了，刚回头就看到一伙鬼子从北山下来。村里人都在屋里，急的我怎么喊都没有人听到。放到消息树，也没人看到，拿起红缨枪顺着山沟就往回跑啊。
还没到家，就听着村里响起枪声，从沟里刚爬出来，看到一个鬼子正在欺负自己的母亲，当时就急了，端着红缨枪就冲了上去，对着鬼子后背就是一扎枪，也是跑了一里路气息都不匀乎，扎偏了！鬼子到是有经验，没有直接起身，而是向侧面一滚，正好被我扎到了前胸。
鬼子抓着枪杆一抡，就把我甩了出去。等我哎哎呀呀爬起来，鬼子躺在哪里已经不动了，自己连滚带爬到了母亲身边，看着一柄刺刀就正扎在母亲的胸膛上，血突突地向外冒啊！
傻了，“啊、啊”地不知道怎么办了。母亲推了我一下，喊了一声，“快跑，上山！”睁着大大的眼睛就那么盯着我。是母亲让一个六神无主的孩子有了生机，我爬起来还想着拿红缨枪，鬼子攥得太紧，只好拖着鬼子的大枪，等跑到沟边回望母亲，母亲还在那里睁着大大的眼睛盯着我。
这是我消灭的唯一一个敌人，这个战功是母亲用命换的，别人不能提，自己不敢想。李参谋长一提我眼泪就下来了，自己一想就象看到了母亲盯着我的眼睛。
顺着山沟没命地往山林那边跑，知道跑进山林就能活命。在山林里一直跑到听不见枪声了，才敢躺在那里，只是连哭都哭不出来了。
不知道过来多久，看见小山村那边冒出了黑烟，就知道鬼子放了火走了。等一步一步挨到了小山村，火都灭了。看见一个八路军干部站在村口，我扔了大枪抱着他就嚎啕大哭。
这就是第一次见李参谋长，浑浑噩噩的被他领到一个土包那里，八路军已经把母亲和所有村民合葬在一起了，起了一个坟丘。告诉我全村就活了我一个，让我对着坟丘磕头，也不记得是不是磕头了，也不知道那时候自己是昏过去了，还是睡着了。
后来知道李参谋长叫李茂，是八路军的一个团参谋长，身材细高的，长得文文静静，带个眼镜更显文雅。湖北人，家里也很穷的，是哥嫂养大的。解放后回湖北也没有找到哥嫂一家，也不知道是搬走了，还是被国民党还乡团或是鬼子给害了。打仗很有水平，带了一个营到这边搞敌后游击战，到抗日胜利时候一个营发展都有上万人了。